战火记忆丨“我身后有老百姓，一步也不能退”
阴保清，1930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。1945年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敌后武工队，1949年随解放军到达四川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龙泉驿剿匪斗争。1976年转业到崇庆县（今四川省崇州市），参与地方建设。1990年离休后一直在崇州生活，现年96岁。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、80周年纪念章，以及解放华北纪念章、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。
我叫阴保清，1930年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，那是天灾、人祸与战乱交织的黑暗年代。我们家租种地主“倒四六”“对半开”的土地，一年收成的一半以上都要用来交租。我出生那年赶上大旱，交完租子后剩下的粮食不够全家吃两个月。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地主家干“长年”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，挑水、砍柴、放牲口，一刻也不得闲，辛苦劳作只能换来勉强糊口的粮食，挨骂挨打是常事。
我8岁那年，日本人从垣曲县打到闻喜县。日本人一来就抢粮食、抢牲口、杀人放火，村子里到处是哭喊声，火光映红半边天，房子一片一片地烧。他们扶植汉奸成立伪政权，到处修碉堡、建炮楼、设关卡，安插据点，逼着老百姓种罂粟以用来制造毒品。
1941年，太岳抗日根据地组织起一张粉碎日军侵略的地下斗争网，一个个敌后武装工作队就像扎进日军胸腔的匕首。老百姓编了一首歌，我们娃娃偷偷地唱：“前宫、后宫、八卦宫，二〇五旅打先锋，日本鬼子抱头窜，从此不敢再上山。”我经常想象自己加入武工队打鬼子的样子。
1945年的一天，我把地主家的牲口赶上山。那会儿日本人到处强征牲口，我既要躲避强征，又要防着牲口走丢，还要找好水好草的地方让牲口吃饱。很不幸的是，又丢了一头牛。我一想到回去肯定要被毒打，就跑了。
逃跑的路上，我幸运地遇到武工队，赶紧申请加入。我就这样跟着武工队，来到水头镇。当天下午，日本鬼子就对水头镇发动“扫荡”，我紧紧跟着队伍躲避扫荡。
等日本人走后，我又跟着武工队回到水头镇堆云洞。这个堆云洞，早在1936年，就是中共河东特委选定的晋南地下工作中心，1940年成为“夏县抗日游击大队”建立的秘密抗日据点。我们就依托堆云洞，白天藏身，夜间斗争。我们就像夜老虎，行军走路飞快又轻巧，擅长“突然扑食”。经常伏击日军物资车队，歼灭日军小股部队，建立“白皮红心政权”，组织群众抗粮抗税，向八路军输送粮食，被组织称为打击日寇的“怀中利剑，袖中匕首”。
我们按照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十六字战术，跟日本人打游击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频繁出击，迅速撤离，扰乱敌军的视线和军心。我们还发展出“挑帘战”等多种特色战术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战士们白天隐蔽在民房中，只在敌人掀帘进屋的瞬间突然开火。一枪一个，给鬼子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慑。
1945年8月，我们开始战略反攻，从堆云洞出击，配合八路军收复水头镇，终结日军在晋南的统治。就是在水头镇，我和40多名游击队员一起把鬼子打得四处逃窜，有一个鬼子被我和战友俘虏。那个鬼子跪地求饶的样子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抗战胜利后，我们被编入八路军太岳军区，继续转战于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等地。我已经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战斗。冲锋时，大家热血沸腾，不害怕，战后想到同伴牺牲的场景，也后怕。但我是军人，我身后有老百姓，一步也不能退，要誓死拼杀，血战到底。
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。此时，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，解放军正准备进军大西南。我随部队由陕入川，翻越秦岭。因为身材高大，我成为一名机枪手，徒步挺进大西南的日子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秦岭山脉海拔高、地形复杂，那个年代的行军条件极其艰苦，行军的路上，每天都有人倒在秦岭上再也爬不起来。
在一次战斗中，我把刚刚挖好的“散兵坑”掩体让给一名老兵，转头再挖新的掩体时，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，老兵当场牺牲。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，强烈爆炸的冲击波已经刺穿我的耳膜。从那时起，耳朵就听不清声音了。我成家有了娃娃以后，他们跟我说话都要贴在耳朵边大声地喊。
还有一次，爆炸过后，我浑身是血，被担架队送往后方。一路上我反复说自己没有受伤，等一身血水被医护兵清洗干净，才发现我身上只有弹片划过的小伤，血水都是战友的。我算幸运的，子弹从头上穿过，没击中要害，我捡回了这条命。
1949年12月29日，成都市民迎来了解放军，我就这样来到我的第二故乡——四川。抗美援朝的时候，我报名参加志愿军，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参加龙泉驿剿匪斗争。
1976年，我转业到崇庆县，在公交部门继续给老百姓服务。后来参加夜校，学习文化，又到人大工作。1990年我离休。我是北方人，喜好面食的习惯从来没有改变，但我也习惯了四川的盖碗茶。抗战胜利来之不易，看着国家和平、富强，老百姓生活平安、幸福，我们的奋斗没有白费。希望青年人接好担子，将国家建设得更好。（阴保清 口述 赵婷 华洪 记录）
中国公众新闻网摘编：亓荃鹏 |
